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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开放与文明的复兴 传统优良制度


 新闻归类:观点评论 |  更新时间:2019-05-14 07: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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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30日,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(新华社)

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。近年来,中国高层针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“满天飞”、盲目崇拜西方的现象提出了“四个自信”,即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。在这“四个自信”中,最后一个自信“文化自信”无疑是最根本的、最重要的。很简单,没有“文化自信”,其他的自信都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;甚至可以说,其他三个自信的根源就在于文化。中国之所以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、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制度,其根源就在于文化。

的确,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,免不了需要向西方学习,因为西方走在中国的前面,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借鉴;但学习西方并非要把中国变成西方,而是使得自己变得更好。如果西方有什么中国就要学什么、西方怎么做中国就怎么做,那么就大错特错了。尽管中国和西方都属于人类社会,享有共同的价值,即普世价值,但并不是说中国可以用西方的方式来实现这些普世价值。即使在西方范围内,不同的国家都是使用自身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价值的。

二战以来,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“东施效颦”,结果不仅实现不了这些价值,反而使得自己的社会陷于贫困落后,甚至无政府状态。而那些学习西方但没有简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经验的国家和地区,反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在这方面,西方学术界有很多的经验教训总结,反而是发展中国家本身(包括中国)的知识界对此没有什么共识,因为在发展中国家,是否学习西方往往成为一个政治问题,而非学术问题。

从经验层面看,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。中国向西方或者外国学习是晚清以来的事情,因为之前中国认为自己是最先进和文明的。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后,尤其是被中国昔日的“学生”日本打败之后,中国才走上了学习外国的道路。但每次经验都表明,凡是做外国的原教旨主义者,失败是必然的;凡是能够根据中国现实的需要来学习,或者能够把外国经验“中国化”的,成功的机会就大。

这个经验从孙中山到今天都是如此。这里只讨论政治方面的学习,因为政治是核心问题。孙中山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中国不能原原本本照抄照搬西方制度,因此他和他的同仁创造出了一个“五权宪法”,即把西方的三权(即立法、行政和司法)和中国的传统两权(即考试权和监察权)结合起来。但即便如此,他试图引入的基于多党政治之上的西方议会制度很快就失败了。之后,他开始主张和转向学习苏俄。孙中山之后,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向苏俄学习的。但不同的学习方法导致了不同的结果。

改变“敌视”西方观念

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可以说是最痛恨、最反对原教旨主义的。在革命期间,他是通过反对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而确立其领袖地位的。他竭力反对王明等为代表的“教条主义”,也就是反对原教旨主义版“马克思主义”,通过马克思主义的“中国化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的。建国之后,苏联视自己为“原版”马克思列宁主义,试图把自己版本的制度强加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。

同样,毛泽东在此扮演了反对原教旨主义的角色。当苏联进行大规模集权的时候,毛泽东“反其道而行之”,实行大规模的分权运动。所以,尽管苏联和中国都实行所谓的计划经济,但两种经济体的运作方式全然不同。回溯历史,这也使得苏共和中共在日后具有了不同的命运。

邓小平的成功也是这个路径。在共产主义阵营中,邓小平首先改变了“敌视”西方、视西方制度为“敌人”的传统思维和意识形态,而毅然向西方开放,向西方学习。邓小平及其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没有照抄照搬西方制度,尽管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深度融入西方体系。这也使得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包括道理、理论和制度具有了“自主性”。

所有经验都表明,成功取决于创新,即以自己文化为主体的创新。也就是说,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不行,固守传统也不行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今天人们提倡“文化自信”不可以是“复古”,更不是庸俗文化的回归。但很可惜的是,在“文明复兴”和“文化自信”的表象下,优质传统没有回归,而那些劣质传统已经快速流传开来,成为了一些人的“实践”,例如盲目的儿童读经班、女德班和唐装和汉服之争等等。而这些在毛泽东时代都是被称为“牛鬼蛇神”而被清理,很多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“革命”目标。

更为严重的是,有些“复古”并非真正的回归中国;相反,所谓的“复古”也是照抄照搬西方或者被西方思想“殖民”的结果。“唐装”和“汉服”之争便是一例。对一些人来说,“汉服”比“唐装”更能代表中国。但问题是,“汉服”能代表中国吗?在中国文化中,直到近代和西方接触之前,“汉”不是民族,而只代表一种文化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到汉代,中国早已经是“多民族融合”了。种族意义的“族”的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,是近代从西方进口的。当时的很多历史学家就反对使用这个概念,但被大量倾向西方思想的学者所接受。很显然,这种包含种族主义的“民族”概念,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产生着巨大的负面影响。

作为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,中国的传统自然不能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“封建专制落后”来形容。中国文明具有很多好的基本制度传统,例如“三层资本”的经济结构(顶层的国有资本、底层的民营资本和政府与民间合作的中间层)和“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制度”(决策权、执行权和监察权)。两千多年里,皇帝来来去去,但这些基本制度都生存下来了。越应当明确指出的是,这些制度的生存和发展也大多是通过“内部革命”而实现的。

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革命,消灭了欧洲和日本意义上的“封建”,确立了统一的政治制度。因此,美籍日裔作家福山说,秦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国家(modern state)。这是确切的,因为欧洲到了近代才出现类似中国那样的官僚体制。更应当指出的是,西方近代官僚制度的确立,深受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影响。中国的世俗文化(主要是没有宗教的道德)在蒙古人打通欧亚大陆通道之后,就开始传向西方,对西方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中国的文官制度先是通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引入英国,后来也影响了美国的制度。

到了宋朝,中国进行了第二次政治革命,即基于客观考试成绩之上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批评中国,认为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贵族,导致了政治专制。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。中国的汉唐都是大家族统治,唐之后的大家族更导致了门阀制度,导致了国家的分裂。唐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,开始改革自汉以来的举荐制度,实行考试制度,但不彻底。宋朝竞争性科举制度的引入便是第二次政治革命。它彻底消除了政治大家族。尽管皇权是垄断的,但政权(执行权或者相权)则向全社会开放。中国也不存在像印度那样的种性制度,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政权。

这里就导致了一个什么是民主的问题。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认为中国有“中国式”的民主,当时被很多人批评。但钱穆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,只不过应当说得更清楚一些。在西方,民主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政治家族的统治。很多国家,直到今天还是由政治家族统治,几个大家族之间的竞争或者它们之间的轮流执政就叫民主。不过,政治家族的概念,并不出现在西方的民主教科书里面。

亚洲的日本也一样,自明治维新到今天,日本的家族政治从未间断过。政治家族统治意味着什么?很明显,意味着政治过程被这几个家族所控制,多数人很难参与进去。民众表面上的投票权,并不意味着他们享有实质性意义的参政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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